目前分類:規則潛規則 (8)

瀏覽方式: 標題列表 簡短摘要
如果你设计一只机器鸟,你会让它像”同类“一样可以拍打翅膀飞翔,还是固定它的翅膀,让它变成一个小飞机? 当然,很多人会选择前者,他们说鸟进化了上万年,所以仿生拷贝一只鸟准没错。但是,真的拍打翅膀的鸟就比固定翅膀飞机好?

这就需要比较两者效率高低。 西密西根大学的空气动力专家用飞机PK鸟儿,比较出了它们孰优孰劣。

参加PK的鸟千奇百怪,最轻的是0.026N重的黑下巴蜂雀,最重的是116N的沉默天鹅(Tennekes收集的资料);而飞机组则派出各系列的螺旋桨飞机、喷气式飞机,个个不缺席。最轻的是150kg超轻小飞机,最重180吨的波音747-400飞机(Ref.13发布)。 飞机重量是变化的,起飞时最大,降落时最小,取平均重量值W;鸟的重量也随着季节、性别、气候等因素变化,也取其平均重量W。

由于飞机和鸟儿的重量力量等参数实在不在同一数量级上,有必要把飞机和鸟儿缩小到同一尺寸。专家们把各参数与重量W的不同次方进行比较处理,得出在同一起跑线的相对参数值,这样就可以开始比较了。详细的参数比较系数,可以去下载论文了解。

PK项目有:翼展(两翼端点间的距离)、身体的最大直径、整体身长以及翅膀每平方米的负荷;另外还有翅膀面积,巡航的速度,巡航消耗的功率,各种飞机引擎和鸟的肌肉提供的功率。最后还有引擎提供的功率与引擎自身重量之比,引擎重量与总重量之比等,可谓面面俱到。

不过,专家们没有比较拍翅膀的鸟和固定翅膀飞机谁更容易操作,谁更灵敏。他们说他们实在想不出来怎么得到这些数据。

最后PK结果是:两者不分伯仲,鸟的效率并没有比飞机高。拿仿生学出来说事看来理由不一定充分,切忌想当然。

空气动力专家也发现相同的雷诺数下,鸟的重量大于飞机。也就是说拍打翅膀能产生更多的升力咯?

雷诺数是流体流动中惯性力与粘性力比值的量度。 雷诺数可视为惯性力和黏滞力之比。雷诺数较小时,黏滞力对流场的影响大于惯性力,流场中流速的扰动会因黏滞力而衰减,流体流动稳定,为层流;反之,若雷诺数较大时,惯性力对流场的影响大于黏滞力,流体流动较不稳定,流速的微小变化容易发展、增强,形成紊乱、不规则的紊流流场。 流态转变时的Re值称为临界雷诺数。一般管道雷诺数Re<2100为层流状态,Re>3000为湍流状态,Re=2000~3000为过渡状态。(wiki)

那么,能飞鸟最重的是多少?人真的插翅难飞?

现代鸟类肌肉能够提供功率P1=3.4W^0.9675(^表示次方),而一只鸟要巡航飞行需要的功率P2=1.23W^(7/6)。画出这两个式子的曲线,它们会相交于一点,而这一点就显示出了能够持续飞行的鸟的最大重量。通过计算,发现要想持续飞行,质量必须低于16.8kg±10.4kg(不确定度还真够大,^_^)。我们人类,别做飞天梦了!而地球上能持续飞行的鸟最重的就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沉默天鹅,它的重量小于15kg,符合计算结果。

翼龙,Pterosaurs是一支高度特化的适应于飞行生活的一种高等脊椎动物,包括早期的喙嘴龙类和晚期的翼手龙类。最新的研究认为,其与恐龙和鸟类有较近的亲缘关系。它的前肢变为翼,但结构不同于鸟翼。翼龙的翼膜是由体侧发出的皮肤薄膜,连接在体侧、后肢和前肢加长的第四指之间,整个翼膜之间没有其他骨骼作支撑。推测这种翼膜的飞行能力不强,只能在空旷的地区,如海边,湖边滑翔,以鱼类、昆虫等小动物为食。

那么我看看它能飞是不是吹出来的!一般翼龙的重量W在126到292N之间,所以有些翼龙当然可以在天空中自由飞翔了。不过,专家说它在平地上起飞有点问题,所以需要费九牛二虎之力爬到树上去或者山顶上,然后跳下去,这才能飞起来。

那么我们的始祖鸟(Archaeopteryx)呢?数据显示,始祖鸟身体250g,翼展58cm,单个翅膀长23.5cm、宽8.25cm,两个翅膀面积388平方厘米。始祖鸟实在够小巧,重量W=mg=2.5N,飞天应该没有问题吧。可是,它的肌肉能提供的功率不足当今鸟类肌肉能提供的功率的一半,所以它虽然可以在天上飞来飞去,但是跟翼龙一样,需要自己爬到山上,然后往下跳。

所有数据来源:西密西根大学Tianshu Liu的论文 Comparative Scaling of Flapping- and Fixed-Wing Flyers , AIAA Journal,2006


point 發表在 痞客邦 留言(0) 人氣()

爲了我的blog不被封鎖,本文经过自我审查。原版在無名。

明天冬至,按照中國北方風俗,這一天吃餃子可以讓自己的耳朵一個冬天不受凍。看看餃子的由來。而在四川,則一定要吃羊肉,暖和整個冬天,來歷不知道。

無名罪名大喲。我的facebook的profile居然上不去了。根據我的判斷,應該是內容有敏&感詞.嗯,那我檢查檢查我的facebook。嗯,可能是BBC Radio外掛程式裡的BBC敏感,於是我刪除掉BBC Radio,刷新,還是不行。再查查找找,終於發現元兇就是我上面留了我的無名blog地址:Wretch.cc/blog/pi2.刪除之,o(∩_∩)o…哈哈,一切又恢復正常。Wretch這個詞也太敏感了吧,自從無+名被遮罩後,只要位址欄裡有這個詞的網站一律上不去,現在網頁裡內容有它居然也給遮罩。得罪誰了?一般敏感的詞都不會這樣遮罩啊。

風痕影提醒說我的無¥名不更新RSS了。只要是大陸人寫的網誌,無名就會改用 feedsky 讓人訂閱,而feedsky這個爛東西,應該是早壞掉了,因為其他由feedsky提供訂閱的RSS也都全部停止更新了。不更新算啦,以前更新的時候也慢死人,都po幾天了才更新。

20日看 全民最大黨,在“打地鼠”中有一道題 問:在尼泊爾的世界最高峰是什麼?答案是:珠穆朗瑪峰。 臺灣把珠穆朗瑪峰算在尼泊爾頭上?是單純搞錯了,還是官方這樣表述的?在中國的管轄下的珠峰,北京2008奧運聖火也要去逛一圈。看多風痕影也變得怪怪的,在乎這些瑣碎之事。

臺灣立委投票還有20多天,投票之日要去投票哦。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公民,投票不僅表達自己的意見,也是為社會的進步出力。

point 發表在 痞客邦 留言(1) 人氣()

En copyCh copy還沒有人有種成立臺灣共和國(不要給我提陳水扁,他忙A錢和焦慮卸任後坐牢都來不急了,哪有心思搞這個),但是MasterCard的網站卻提前寫著臺灣共和國!臺灣人都還沒有宣佈成立臺灣共和國,它著急啥啊?

不過12月15日來看,喲喲,變成臺灣了。對對,中共的打壓,中共的黑手伸向了網站!看下大陸論壇帖子的題目:“讓我們共同抵制萬事達信用卡,並嚴厲聲討其卑劣行徑!”就知道中共才不需要啦。種瓜得瓜,現在是中共收穫的季節了。

爲什麽要稱呼臺灣共和國呢?有興趣來選個。更好的idea就po出來。

  • 1.以前“鬧獨立”的人現在都A到粉多錢了,我們的重點客戶,特別關照
    • 2.網站製作人看到地圖上標臺灣Republic of China...這個破地圖肯定寫錯字了,China改成Taiwan吧。
    • 3.整頁都是國家地區的簡稱,得找個項目加上Republic這個正式名稱,不然顯得我們不專業..嗯 ,這個Taiwan吧
    • 4.名單裡有香港,並列怕得罪臺灣人,加個Republic吧。
    • 5.對了,亞洲一個國家叫什麽共和國,是哪個國家呢?中國?...oh,是臺灣吧
    • 未命名 copy

      http://www.mastercard.com/asa/zh/Asia_Chinese.html
      http://www.mastercard.com/asa/en/Asia_English.html

  • point 發表在 痞客邦 留言(0) 人氣()

    今天最熱門的詞彙,給報道窮苦大衆生活和社會不公而被封禁的刊物的主編,他現在被迫在爭取依法行政和新聞自由的道路上受驚。用google搜索下他的名字,可以了解其光輝的記者歷史;看英文的朋友往下拉有鏈接。這波打擊‘非法出版物’的活動也株連網上幾多雜誌,默哀!有人說他通過代理嗣服器上網也會被抄家,真是國家恥辱!! dsc-01731 翟明磊報平安:我回來了

    翟明磊報平安:我回來了。

    晚十點剛回到家,很累。

    還是寫一點東西,告訴大家平安。

    但實在支持不住,第二天早上又補寫的。

    難忘的晚上

    29號上午文化市場執法大隊五人光顧我家抄走雜誌與硬碟。為防意外,在網吧將緊急情況通報發給朋友,請他貼在壹報。心想如有進一步的意外,也算是讀者的告別吧。

    下午,晚上接到了新聞界與朋友們的四十多個電話與短信。

    海鵬最逗:一開口就是“明磊,別搞什麼民間了,搞個色情雜誌吧。我給大隊長支個招,就說明磊家藏了很多春宮畫,抓起來多省事,我領賞當個文彙集團副總……”此兄一慣沒心沒肺,沒多久他又打來電話侃開大山,明顯是讓我解悶放鬆。

    王克勤一打來電話就是一陣怪笑,我說:“哎,老兄,我怎麼聽著你有點興災樂禍呀。”“沒想到抄家抄到翟胖子。哈哈哈。”“是啊,我是我們圈裡最老實的一個啊。”“哈哈哈,有沒有搜出金條啊”“沒有,搜到蔣介石送的中正劍一把。”

    “上次查封了,我沒打電話,今天抄家了,覺得稀罕,打個電話慰問一下。”

    聽到王大俠的笑聲,便覺得天下沒啥事。

    一位老朋友一通電話笑呼:“鬥牛士。”我說:“什麼鬥牛士,鬥狗士罷了。”說來怪,這麼多朋友的支持記掛,首先想起的就是這三位不正經的傢伙。

    更多的電話銘記在心了。

    後來來了許多採訪電話,遠至西班牙,近到香港。臨睡時很累,卻睡不著了。

    胡思亂想:編民間,查封,網上搞壹報,遮罩,現在硬碟沒有了,電腦也寫不成了,實在不行,我就到大街上用毛筆寫在牆上……

    被拆走硬碟的私人主機

    (被拆走硬碟的私人主機,現場)

    鬥爭

    30號下午三時三十分正式與執法大隊二位老少爺們談話。按他們的術語叫接受詢問和協助調查。

    我先說幾句:“你們是執法的,是我的對手,但不是我的敵人,在十三年的新聞生涯中我批評過許多人,其中一些甚至因為我批評的公允成為我的朋友。

    請你們轉告那些幕後操縱的先生,感謝他們幫助我開始了爭取新聞出版自由的旅行,既然開始了,就不會停下。我以一個資深新聞人的榮譽與生命宣告:不達目的,絕不甘休。我的目的是,為民間平反,明確它不是非法出版物。也謝謝他們選擇了這種相對光明一點的方法較量。雖然開頭是不光彩的私闖民宅的搜查。”

    “請問你們是個什麼機構,又不是公安,有什麼法規支持你們搜查民宅,請你們出示一下。”

    那二位先生沒有出示任何法規,說“我們不是搜查,我們是只是接受舉報認為你涉嫌非法出版物,所以檢查檢查。”

    (後來,律師稱,現在公安進入民宅,也需要搜查證。文化大隊只有非法出版物鑒定書,是不能進入私宅的。現在回想,那天上午,那五人站在我門口沒有表明任何搜查意圖,只是說進來談談,我這才放他們進家口,之後的搜查卻連打印紙都沒放過,這是不是欺騙行為?!

    事後,我愛人問他們為什麼要在一個員警陪同下,(這個員警沒進門)他們開玩笑說"我們執法都要有員警陪同,怕你們拿刀對付我們。")

    我指出,認定民間是非法出版物是違憲的。他們一聽說就打斷,你這些話對我們不用說,這是制度的問題。我說你們無所謂,我必須說。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中國公民有出版,言論,集會,示威遊行的權利。憲法是規定政府與公民權利的界線,是最高大法。而你們私闖民宅,手裡只有國務院出版管理條例,注意這是法規還不是法律,這不是經人大通過的法律,你們只有法規。這個條例說:未經批准出版的……是非法出版物。那麼經誰批准,什麼部門批准,並無明確規定。經過批准的出版與出版自由是不是矛盾的?這就是我們的悲哀,也是你們的悲哀:我們沒有新聞法與出版法,你們用個條例就可以私闖民宅,侵犯別人的私有財產!憲法規定了公民的出版自由,政府卻在限制。先進國家刊號是自由取用,我們卻還要批准!且說國務院這個條例是確立的,民間也沒有違反,我們有中山大學批准,蓋了二十多個公章。他們連說“不要扯遠了,不要扯遠了。”

    我說“另外我們是內部資料,請你拿出內部資料需要內刊號的規定,廣州方面查處拿的廣東省部門的內部檔:未經出版行政機構批准非出版單位供內部使用的圖書期刊音像屬非法出版物。那麼上海有這樣的規定嗎?”

    他們說:“是不是內部資料也不是你說了算的。”我反問:“那也不是你認定的。”他們說:“我們由權威部門鑒定的。”隨後他們拿出署名張永發的上海新聞出版局鑒定檔,上面寫的條款如下:

    “根據國務院出版管理條例(2001年,12月25日,343號文)第二章,第九條:報紙,期刊,圖書,音像製品和電子出版等應由出版單位出版”

    第十二條:設立出版單位,由其主辦單位向所在地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門審批。”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出版總署令2003第20號《出版市場管理規定》第二十四條和《上海市出版物發行管理條例》第二十二條規定經鑒定以下壹種壹期期刊屬非法出版物。“

    我笑道:這是新聞出版局哪個部門,我在廣州聽說有個什麼出版物鑒定委員會,很象宗教裁判所,這批人認定誰是非法出版物,誰就是。

    我再次重申民間大學辦的學術內部資料,沒有營利行為,沒有任何黃色反動政治宗教民族問題。套哪個法規也套不到我們頭上。

    我要求拿走這個鑒定書,他們不給,我就拍下來了。

    鑒定書

    “你們用這些擺不上檯面的部門的規定來限制自由,還自稱是中國國情,中國人得尊守,那麼小腳是中國的國情,你要不要裹啊。”

    走下去

    “我們決不是沖你來的”他們忙說。

    “沖我來我不怕,民間停刊告讀者書是我個人申明,是一個新聞記者的良心發言。”

    他們終於承認,我的確不是私下編輯,而大學的組織聘用行為。我說有關內容的問題都可以來找我,“這個爛山芋,你為什麼要一個人扛著呢?”一位說。我回答:“你說什麼話!民間是堂堂正正的刊物,不是爛山芋,說個燙山芋也好聽一些。”

    這位又說:“我給你三條出路。”我立即打斷:“我不是犯人,不需要你給出路!”

    我同時給了他們中山大學四個證明,並要求按昨天約定取回硬碟,沒想到他們不同意,我頓時火了,據理力爭。認為“這是出爾反爾的行為”。

    最後他們請示領導後讓步,在拷走《民間》所有資料後,將硬碟還給我。

    硬碟被拆後民間所有資料被拷走

    (在執法大隊拆開封存的硬碟,他們拷走了所有民間的資料)

    在發火中,我說了一句:“你這小子。”事後就這句話我向小夥子表示歉意。整個過程,我還是做到了理性維權,對事不對人。

    因為在我家中他們拿走我留存的整套民間共十期,因此有可能加重處罰,一位笑道說:“廣州罰你們三萬,我就罰你們三十萬。”我一瞪眼同樣笑道:“錢是我命根子,要錢就要我命吧。”

    從我判斷,後果可危,也可能坐牢,但我寧願傾家蕩產,也要堅持爭取出版與新聞自由的昂貴旅行。我不知最後等待我的是什麼。

    如果坐文字獄,我不是第一人,也不是最後一人,但將是坐得最響亮的一個。

    沖決網羅

    黃慶南等深圳維權工人陸續被砍傷!而政府並不積極過問。一些公益組織被查,不敢告訴別人,導致別的組織無從準備,他們就是利用人們明哲保身,各個擊破!我已看清楚!請你們自醒,自救,相互呼應!

    開弓沒有回頭箭!善良的另一個弱點正是軟弱,我不再軟弱,因為軟弱無用!我並不是一個持不同政見者,我只是一個老百姓。因此我有兩種本能,相關部門做錯了事,不管是誰,錯了就要改。這麼多冤假錯案都平反了,民間為何不能平反?其二,被打就要叫。許多策略想那麼多沒用。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和維權的老百姓是一樣的,只是我從前寫報導為無數人維過權,也救過人出獄,現在我為自己維權。

    我們不談政治,不談政見,只是一份老百姓辦給老百姓看的東西,我尊敬的一位新聞報人說:“民間,我一期期都讀過,不僅沒有政治的內容都是做實事的朋友在民間的故事。 而且言辭溫和,態度誠懇,這樣的刊物容不下,還能容下什麼。你的事情,新聞界的朋友都知道了。”

    也勸告一些人,對知識份子迫害沒有好處,五十年代後中國為何步步走向文革泥沼?正是從1957年開始反右打壓了一批敢言的知識份子。為何胡耀邦至今口碑甚佳,青史留名?因為他為一大批知識份子平反成為他們的朋友。歷史是人民寫的,但人民也要請手中有筆的人來寫啊,得罪知識份子沒有好處。

    1973年出生的我只聽說過文革抄家,沒想到親歷之,抄家是損毀知識份子尊嚴,因此我必將為維護尊嚴而戰。當我提出不應當用小商小販的方式對待教授博士記者等文化人,當時執行人員對我說:在我們眼裡,你們和小商小販是一樣的。其實這個文化大隊執法私闖民宅是家常便飯,我知道有一本寫給農民的小冊子《田間地頭》,是一位女士主編,這個大隊私闖她家查抄,嚇得二個孩子哇哇亂叫。還有一本《五十人雜誌》,也是一位杭州女士所編,懷孕期間被闖入家中。我認識的朋友默默在九十年代自印詩集《在中國長大》被查,人被勞教。所以民間只是冰山一角,所幸的是因為新聞界的朋友的關注,才為人所知。

    這個新聞出版不自由的制度如同導致孫志剛案的收容審查制度,由一系列沒有法理的機構組成,出版物鑒定委員會,文化市場執法大隊等等。他們利用政府部門種種內部規定違憲。而老百姓,包括以前的我,還不知道他們是違法的。甚至我還糊裡糊塗讓他們進了家門。

    一個新聞與出版自由的情境是怎樣的?根本不需要各種罰款為生的大隊。書號刊號自由取用,只是起備案作用,作者,編者自負其職。如果書的內容有問題,那麼自己承擔法律責任。無須什麼政府部門批准,替你把關。大家都是成年人,不用你政府覺得你是孩子似的。

    我們因為長期生活在精神受禁錮的環境中,由習慣而認同這套落後的政府管理精神世界的體系。因此象活在冷水煮沸的青蛙,慢慢習慣了,臨死而不知。

    一句話:沖決網羅!

    2007年11月30日晚十二點

    12月1日上午十二點

    另我會將所有的過程透明化,陽光化,我相信一切在陽光下都會更真實,更安全。另外我只是一個百姓維權的故事,請任何媒體不要斷章取義,整體理解為盼。幫助我更好的做事!

     

    “Tolerance evaporates”: Editors from two ill-fated journals try in vain to reason with Chinese authorities

    By David BandurskiIn an article earlier this week, Nick Young explained the circumstances surrounding the shutdown this summer of his non-profit journal, the China Development Brief. Based on Chinese journalist Zhai Minglei’s (翟明磊) account of the closure of the civil society journal Minjian, both publications seem to have been the victims of a concerted campaign by government authorities against publications servicing the NGO sector in China.

    The decisions to shut down the China Development Brief and Minjian were not made in consideration of China’s laws, but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offered the pretext when those in power — fearful, says Young, of “color revolutions” elsewhere in the world — felt it was time to move against them. Alluding to periodic law-enforcement crackdowns, Zhai has suggested the recent moves are part of an “intellectual strike hard campaign.”

    Both journals had taken advantage of a degree of apparent tolerance in China’s publishing sector that allowed them to operate without official publishing licenses, or kanhao (刊號).

    Young and Zhai Minglei cite similar reasons for deciding to publish in the way they did:

    YOUNG: “Neither [our English or our Chinese] newsletter complied with China’s highly restrictive publishing laws, which entail political controls that prevent the kind of objective and independent reporting that we offered. But we seemed to have found a lacuna of tolerance that, I believed, might presage the gradual advance of free expression.”

    ZHAI: “One reason Minjian did not have a publishing license is because under China’s current publishing environment, publishing licenses are held and controlled by publishing organs designated by the state . . . As a resource for the public good promoting action on public welfare, Minjian had no aims to profit in the marketplace, nor did we want to bear this unjust cost. Even more important was the sponsoring institution and press censorship that would come with the publishing license. [Note_Bandurski: In China all licenses for publishing are held by sponsoring institutions, or zhuguan danwei (主管單位), that are responsible for ensuring party propaganda discipline at publications under their watch.] Minjian had no intention of tying its own hands and feet.”

    Zhai and Young were not alone. Literally thousands of magazines and newsletters, academic and otherwise, continue to publish in China without licenses. And as Zhai points out, if the authorities were to uniformly apply their logic in going after Minjian and the China Development Brief , then . . .

    “all of 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al publications and materials of NGOs in China are illegal publications . . . [a]nd so it is with all of those small booklets we circulate among friends and acquaintances in China as a form of interaction or to seek the appreciation of friends, or those various poetry collections we call people’s publications (民刊), all reading materials shared among colleagues. All they need is to be printed and they are illegal publications.”

    The experiences of Zhai and Young suggest publications in this grey area may be living on borrowed time as Chinese leaders grow ever more wary of China’s nascent civil society, particularly amidst growing civil unrest.

    As Young put it: “The tolerance evaporated this summer.”

    In many cases, the accusations leveled against the editors by state police cross the border into the bizarre, suggesting Chinese leaders are growing increasingly paranoid about social and political unrest and the role information might have in organizing resistance.

    Both Young and Zhai attempt to reassure authorities that their actions are not politically motivated, that they are not “enemies” taking part in conspiracies against those in power. Nevertheless, Zhai is accused at one point, utterly without basis, of helping form a “reactionary organization” with U.S. backing:

    Last year the Center for Civil Society held a workshop and posted a pre-announcement online. After the announcement appeared, the abovementioned Web authorities maintained that a reactionary organization called “Workshop” had recently been formed, supported by Americans. Only after a lot of explaining from a number of sides did the authorities admit they had been seriously misinformed by this grave notice of enemy threats.

    Likewise, when facing his mysterious interlocutor, Mr. Song, Young gets a glimpse of the brutal, manichean logic of Chinese security officials, for whom there are only enemies and friends. “You can be the government of China’s friend or our enemy; there is no other way,” he is told.

    In an interesting parallel with Zhai’s case, Mr. Song tells Young police have “evidence” that the China Development Brief was linked to Xinjiang freedom fighters:

    He began by saying he had evidence of our links with Xinjiang separatist organizations. This opening gambit shows both how closely we had been monitored and how sensitive an issue Xinjiang is for Beijing. The “evidence” almost certainly referred to an e-mail exchange two years ago with a Uighur exile group. We contacted them while researching a report that, in the end, I did not publish because it had been too hard to find information that was both new and reliable.

    In both cases, the editors fail ultimately to reason with authorities. In response to the suggestion of “links” with Uighur separatists, Young says to Mr. Song:

    I told Song this [about an e-mail contact with a Uighur exile group], adding that I believe Beijing is courting disaster in Xinjiang by using heavy-handed treatment against its Muslim population. China, I argued, should learn from rather than mimic the calamitous failures of Western countries in their relations with the Islamic world.

    Young’s only answer is his brutal choice: enemy or friend. When he attempts to re-enter China after a stay overseas, he is turned back and his visa nullified.

    As a Chinese citizen, Zhai Minglei potentially faces more serious consequences for his actions –even if they do not violate Chinese laws — and that could include a prison term.

    Nevertheless, Zhai too attempts to meet the authorities with reason. Faced with the same confrontational logic, Zhai Minglei’s first words to his own interlocutors last week re-iterate that he is not an enemy.

    The following is a translation of Zhai’s exchange last Friday with officers from the Cultural Sector Enforcement Squad. The entry was posted on his personal blogpaper, Yi Bao, which Zhai continues to maintain:

    An Unforgettable Night

    On the morning of the 29th, five people from the Cultural Sector Enforcement Squad (文化市場執法大隊) paid a visit to my home and took away my hard drive and copies of the magazine. To guard against the unforeseen, I went to an internet bar and sent an urgent message to a friend, asking him to post it on Yi Bao. I suppose I was thinking that if things got worse that would be my goodbye to readers.

    That afternoon and evening I received more than 40 phone calls and short messages from friends and fellow journalists.

    Haipeng was the most amusing. As soon as he opened his mouth it was: “Ah, Minglei, don’t go and do this Minjian — do a pornographic magazine instead. Look, I had a word with the head of the squad and told him you had a bunch of ancient Chinese pornographic art stashed away at your place, and it would be a lot less trouble if they went after you for that. As a prize for informing against you they’re going to give me a post as number two at Wenhui Publishing … ” Before long, he called again. He was clearly trying to get me to relax.

    When Wang Keqin called it was with a strand of strange laughter. “Ay, Brother,” I said, “How is it that you’re laughing up your sleave when I’m beset with troubles?”

    “I never thought the axe would fall on you, my chubby friend!”

    “Yeah, I know,” I said, “I’m the least combative one in our circle!”

    “Ha ha. So, have they found any gold bullion yet?”

    “No, but they did find the sword Chiang Kai-shek gave me.”

    “Well, I didn’t call last time you were shut down, so I thought this was a rare opportunity to call and express my condolences.”

    When I heard Wang’s great big laugh, I felt like there was nothing on earth to worry about.

    “Hey there, Matador,” another old friend began when they called.

    “What matador?” I said. “Fighter of dogs, more like it.”

    It’s funny, but the first thing I think of with all of these friends in support of me is that shady third party [i.e., the authorities].

    There are other calls etched in my heart.

    After that came a lot of calls for interviews, from as far away as Spain and as near as Hong Kong. When it was time to sleep I was tired but couldn’t settle down.

    Thoughts kept running in my head: Running Minjian, being shut down, doing Yi Bao online, being blocked, and now my hard drive gone so I can’t even write with my computer. If I must, I’ll take my pen out onto the streets and scribble on the walls.

    At 3:30 in the afternoon on the 30th I was talking with a couple of old guys from the enforcement squad. According to their way of talking I was ‘accepting questioning and cooperating with the investigation’.

    First, I said a few things: “You guys are enforcement, and you’re my antagonists, but we are not enemies. In my 13 years as a journalist I’ve criticized many people, and some of these have later became my friends because of that criticism.”

    “I ask that you please let those men pulling the strings behind the scenes know that I thank them for their help in making my journey toward winning freedom of speech and press. And now that I’ve started I won’t stop. As a veteran journalist with a calling I will not rest until I’ve reached my goal. And that goal is to rehabilitate Minjian, to make clear that it is not an illegal publication. Please also thank them for opting for these comparatively civilized tactics, even if this began with a rather undignified raid of my personal residence.”

    “I ask that you inform me of what organization you are from, and as you are not police, what legal grounds you have for searching a citizen’s place of residence.”

    (After this my lawyer informed me that now even police need a warrant to search the residence of a private citizen. With only a Certification of Illegal Publication (非法出版物鑒定書) the Cultural Squad cannot enter a private residence. Thinking back now to that morning I realize that those five men standing in my doorway did not express any intent whatsoever to search my home. They said only that they wanted to come in and talk, and only then did I allow them in. After that they searched everything, including the paper for my printer. Is that not false pretenses? Afterwards, when my wife asked why a policeman had come along with them — this policeman never came in) — they joked and said, “We have to have police along for all our enforcement activities. They’re afraid you’ll pull knives on us.”)

    I pointed out that the determination Minjian was an illegal publication violated the constitution. As soon as they heard that they cut me off. That was a question about the system, and we didn’t need to talk about that, they said. Do with it what you like, but I’ve got to say it, I said. Article 35 of the constitution says that citize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njoy freedom of speech, of the press, of assembly and of demonstration. The constitution defines the boundaries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civil rights and is the highest law of the land. You have entered a private resident bearing only a publishing ordinance from the State Council — and, notice, that this is a regulation, only a regulation, NOT a law passed by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That ordinance says: publications that are not approved … are illegal publications. As to who must approve, what agency must approve, it says nothing. Is there not a contradiction here between this approved publication and the freedom to publish? This is where our grief lies, and it’s a problem for you too [because your enforcement actions are based on a contradiction]. We don’t have a press or publishing law, and you guys can enter people’s homes holding just an ordinance and violate their private property! The constitution guarantees citizens the right to publish, and the government prevents it. In advanced nations, publishing licenses are there for the taking. There is not need for approval! But even if this ordinance from the State Council stands, Minjian is not in violation. We have approval from Sun-Yatsen University, with more than 20 public seals.

    They said to me: “Now, now, let’s not get carried away!”

    I said, “Besides that, we were circulated internally. Please show me the regulation that says internal materials require a publishing license. When authorities in Guangzhou did a search they were bearing a document from Guangdong provincial authorities saying ‘printing and reproduction of books, periodicals, audiovisual materials, etc, for internal use without prior approval from administrative offices dealing with publishing’ is illegal. Well, does Shanghai have this sort of decision on record?

    They said: “Whether or not it is an internal publication is not for you to say.” I responded: “Nor is it decided by you.” They said: “We are acting with the approval of authorities.” Then they pulled out a document from the Shanghai Administration of Press and Publications (上海新聞出版局) signed by Zhang Yongfa (張永發). On it was the following passage:

    “According to the State Council’s Publishing Management Ordinance (of December 25, 2001, No. 343), Clause II, Article 9: Newspapers, periodicals, books, audiovisual materials and electronic publishing must be published through a [designated] publishing unit.”

    “According to Article 12: The set up of a publishing unit must be approved by the publishing agencies of the people’s government of the relevant province, autonomous region or municipality following application by the sponsoring institution (主辦單位).

    “According to Article 24 of ‘Regulations on Management of the Publishing Market’, No. 20, 2003, issued by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Press and Publications (GAPP)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Article 22 of ‘Shanghai Municipal Ordinance on Management of Circulation of Published Materials’, we determine that the following publication is an illegal publication.”

    I laughed out loud. “Exactly what office of GAPP is this? I’ve heard that in Guangzhou there is some so-called Publications Authorization Committee (出版物鑒定委員會). It resembles a religious inquisition, and if this group of guys decides your an illegal publication, then you are.”

    I emphasized again that Minjian was an internal academic publication put out by a university, that it was nonprofit and had no content of a reactionary, religious, political or pornographic nature. Whatever regulation they were trying to nail us with, it didn’t apply.

    I asked for a copy of this document and they refused, so I took a picture:

    zhai-document.jpg

    “You use an order from an invisible office to limit freedoms. You say it proceeds from China’s unique character and situation (中國國情), and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must respect it. Well, foot-binding is also a product of China’s unique character and situation — should we bind our feet too?”

    “Look, we’re not out to get you,” they said.

    “I’m not afraid if you’re out to get me. My letter to Minjian readers was a personal statement I made out of conscience as a journalist.”

    They eventually admitted that I wasn’t an editor acting on my own, but that I was hired by a university. I said that any questions concerning the content [of Minjian] could be addressed to me.

    “Why do you insist on carrying this rotten potato all by yourself?” one of the officers said.

    “What are you saying? Minjian is a publication with dignity, not a rotten potato. It would be more appropriate to call it a hot potato.”

    This guy said: “We’ll give you three ways out … ” And I broke in, saying, “I’m not a criminal, I don’t need your way out!”

    Then I showed them four documents of proof stamped by Sun-Yatsen University and demanded they return my hard drive as they had arranged for the day before. Much to my surprise, they refused. I was furious. I had my reasons, so I stood firm. “You’re not living up to what you promised,” I said.

    In the end they referred the matter to their superiors and compromised, saying they would return my hard drive after they had confiscated all of the materials concerning Minjian.

    In my anger I said, “This damned kid!” Later I apologized to the guy for this.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I rationally defended my rights, dealing with matters not with men.

    Because they had entered my home and confiscated all copies of 10 issues of Minjian I had saved, this meant they might deal with me more severely [having more physical evidence against me]. One of officers joked, saying: “Guangzhou fined you 30,000 yuan, so we’ll fine you 300,000.” I laughed out loud: “Money is the root that feeds me, so you might as well take my life.”

    The way I see it, things could get rough for me, and this might even mean jail time. But even if it means giving up everything I have, I’ll continue this precious journey toward freedom of expression. I have no idea what’s in store for me.

    If I go to prison for my words (坐文字獄), I won’t be the first, nor will I be the last — but I can make it mean something.

    point 發表在 痞客邦 留言(0) 人氣()

    • 介紹我最近喜歡的流行歌曲 inside
    pi最愛歌曲 歌手 專輯名 pi評價
    熱愛 王心淩 Fly Cyndi 更可愛啦,比上一張要讓pi覺得好
    Sensitized Kylie Minogue X 一張精選專輯?Kylie出片速度嚇人
    日場夜場 莫文蔚 L!VE IS… 保持莫氏酷炫特色
    If That's Ok With You Shayne Ward Breathless 在MV裡賣肉,在歌曲裡賣啥?
    • 定義我的blog是工作日志還真不恰當啊,目前還沒有說工作的事情的內容。最近pi在忙年終的總結。還蠻有體會的:
      • 弄清聽眾需求事半功倍。pi的公司趕時髦要求年終總結需要中英文對照PPT演示文檔;在10min述職時,有3min以上的英文時間。其實下面的評審們跟公司大部分人一樣都屬於蔡英文級別,這根本就是為了趕時髦而趕時髦的官營公司的白癡條款。pi花了so多時間在翻譯英文上,用詞挑三揀四,組合句子。小老闆讓我們先排下,結果我發現沒有人聽我英文說了什麼,由於我花太多時間在說英文上,中文部分又沒有好好弄,結果結結巴巴,立馬弱了下來。得到評價是:沒有內容沒有重點。而花大力氣在整英文上,基本上是白費功夫。而英文有明顯的文法錯誤的,卻一切OK。所以,pi的失誤在重視聽眾不重視的,卻忽略了評審的需要:中文的工作內容和意義。
      • 提前寫好每張幻燈片要說的內容。一般都會認為自己對著PPT排練兩次就能在現場講出自己要說的內容。其實,在正式講的時候自己往往會忘記之前排練時候的內容。由於每次你re的時候,說的句子都不同,正式場合說的時候,腦袋要花時間去決定到底說那次re的內容,這得卡住一會;如果不是很熟悉,在組織句子解釋幻燈片時又會卡;加上一點小緊張,還會忘記某些要講的內容,最後只好淪落到照讀幻燈片了。所以,不要嫌麻煩,提前寫出來!
      • 尋找點滴事情的偉大意義。pi直接說做了那些雜亂的事情,許多好人給我建議:要把事情說大,能拿出檯面;要把意義拔阿拔高。這些都是重要的包裝!
    • 有人在網路上說,他用代理軟體上網,居然被查...這也太扯了。什麼統治。
    • 華南虎實質:地方政府為了坑蒙拐騙國家錢財,自己策劃的彌天大謊。而各級政府相關單位表現出的厚顏無恥(省林業廳為代表)和油腔滑調(國家林業局為代表)給人印象深刻,甚至出現了國家誠信危機的說法。其實,這個官場什麼時候誠信過?這種坑蒙拐騙的事情哪個單位不是樂此不疲?不過遭池魚殃的嫦娥笨鐵塊要幸運多了,雖然這個笨鐵塊傻乎乎地不遵守十七大創新的要求,拍了張轉20度便和NASA公佈了的月亮圖片的地形和陰影完全相同的照片,卻因為有領導人加持,公開叫板者寥寥。
    • 最近天氣太冷了,懶得打字,也實在不知寫啥,更新太慢,海涵。

    point 發表在 痞客邦 留言(0) 人氣()

    pi對一場小小選舉感概,因爲生活在威權/集權國家方知選舉之重要。對大陸外的人,此文不值一看。

    金沙村的李大叔一大早来到红石完小,在大门口登记,验明身份签到后,他便到贴有他名字的椅子上坐着等待填写选票。李大叔之前已被告知填写选票期间不能讨论,不能看别人的选票。当然也不能借笔,所以他这次都自己带了笔。
    李大叔是代表她家来投票选举村党委书记。
    相比村长选举的简单--18岁以上村民一人一票一次选出村长,共产党基层单位的支部书记选举要复杂得多。根据村支书选举的规则,候选人只需要10名18岁以上村民联署。但是条件苛刻:
    在任村支书参选必须低于50岁,其他参选者必须45岁以下;必须具有高中、中专或同等学历。
    接下来便是投票。投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投票以户为单位,一户一票,选出3名得票最高的候选人。第二阶段在全村大会时进行,到会的选民(18岁以上的村民,包含党员)一人一票,选出2名候选人进入第三阶段:在场的党员投票决定优胜者。
    所以李大叔仅仅投了第一阶段的票。根据县政府<�关于做好全县村(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的通知>,第二和第三阶段投票将于2007年12月16日--全县选举日进行。所以李大叔还需要在这天投一次或者两次票,才能选出他们村的村支书。
    而李大叔村附近的大多数村都是随便投投票。甚至某村的村民说他们根本就没有见到过选票!不过他们觉得没授权的“别人”“代劳”投票也无所谓,因为现任村支书铁定连任:符合候选人条件,受上级好评,没有特别出彩的竞争者。
    整个第八届村民委员会的换届选举工作,就李大叔村搞的正规。并不是做秀示范民主,没有领导来指导选举,也没有记者来采访,这一切都是因为竞争太过激烈,候选人太多,各个身手不凡,他们需要一场公正的选举,不然任何落选者都会不满会闹事!
    据当地助村干部说,现在做村官是个不错的差事,由于取消了农业税,县政府补贴了水费,农民不需要交一分钱,所以现在村支书没有以前村支书的得罪人的头等头痛大事:催农户缴税。同时,村干部的待遇显著提高,而且即将继续调高,他们交保险享有政府补贴50%待遇。不过看来在乎这个待遇的候选人不多,据一名参与选举的镇政府工作人员说,至少有4名该镇候选人开奥迪车。许多候选人是赚到钱的小老板,经常看到暴发户候选人来政府大吼:我砸X十万,不信选不上。
    而该镇只是一不富裕的普通川西农业小镇,主要代步工具是破烂自行车。
    他说,许多私营老板需要个村支书的头衔来促进自己生意。
    这样的暴发户有一个特别突出,他请了许多流氓地痞到投票的地方,佯装拍照、闲聊拉家常,其实是胁迫村民投他。这个被称为村霸的候选人也不是第一次使用这些地痞流氓为自己站台了。即使如此,第一轮投票他就被村民淘汰。淘汰后,他就去大闹镇政府,对辅助选举的驻村干部横眉竖眼,拍桌大吼,甚至要施以拳脚,扬言要拿二十万出来选。
    这次选举改变了我对选举注定虚假的直觉感受。这样的直觉来自我参加的两次区人大代表选举的经历上。第一次,我大一,4候选人选3人的差额选举。3位简历显示其资深、德高望重,剩下1个从简历就知道是陪衬。没有演讲,候选人无一人认识,最后结果是啥我们也不知道,只能看到领导的意志。
    而第二次更夸张,我们知道最终谁是人大代表,但是还是要一级一级的往上选。具体到我能参与的那个级别的选举,领导直接告诉你哪几个人是必须选的。我们从领导指定的5候选人中选4人出来参加上一个级别形式化仪式,他们要去选出指定的几个人去参加更高级别的仪式选举。
    虽然带试验性的选举。基层对哪些选举行为违法,贿选怎么处理,胁迫别人投票怎么处理,不知道是没有规定还是他们没有认真做功课,反正不了解,一切都按照能容忍容忍处理。上级政府的意志也对选举产生很大影响。这似乎是很原始的选举。《通知》也要求换届选举工作结束后,及时将工作总结和统计表册书面报送县民政局。
    而候选人队伍呈现富人化。是必然的趋势?富人的思路活,点子多,以一人带动全村?自己当干部后自己更能赚钱?骨子里的权利欲?对学历年龄的要求筛选出了富人?
    选举不是形式主义,不是让领导的意志合法化,这是我看到基层选举的宝贵之处。竞争促进公正,选民淘汰村霸,算是亮点。
    期待村级选举会更完善,盼望我们享有真正的选举,从人大开始吧。

    point 發表在 痞客邦 留言(1) 人氣()

    刚刚看到我读的大学统计今年 截至7月1日,本科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为95.43%,硕士就业率为98.12。到最后要上报数据的时候,肯定就是 99.9%到100%的就业率。所有学校都是如此 。媒体报道的社会新鲜人找不到工作,几千人挤破头去应聘洗脚工……这些政治素质不高的媒体,居然漫天造谣就业形势严峻,把他们主编都撤职了去。

    不知道是教育部搞了把猪牛羊和水果混在一起五项全能大比拼拼出的大学排行造成的,还是学校官场向来如此,反正制造出高得离谱的就业率数据年年如此,手段年年翻新 。那些手段上过大学都知道吧。我还是说说我知道的:1、老师找你谈话,让你不要拉学校就业率后腿,让你随便找个单位挂靠;2、把你的户口丢到某个人才市场;3、你考研出国留级老师都很高兴,因为你就业了!!4、实在不行,你自主创业吧。。反正大家搞数据都厚颜无耻,现在就看哪个学校最先突破就业率110%了。学术腐败 被 披露了不少 ,相信其实披露的也只是冰山一角,夸张的剽窃,伪造现在想想还真的不能全怪下面的教师和 学生们。这个被官场控制,腐化,政绩化的学校风气如此,规则如此。学校就是个黑官场。校长,共产党书记都是上面指派,他们权利斗阵,他们要短平快的政绩。同样,官场拥有人事权和大笔钞票,控制着国企,医院学校等事业部门,军队等等,所以追求政绩成所有行业的领导的目标,他们发号施令:给我弄点政绩来,我要在斗争中占据优势!!于是,所有人开始围着制造政绩转,憧憬着领导往上爬能顺便拉自己一把。同时,还需要到处拓宽关系,行贿。为了爬上去,谁管公共利益?谁管诚信?谁管别人死活?我只要自己得利。久而久之,我们就给中国贴上标签:浮躁中国。不知,此正好说明,中国是个官场社会。

    就跟社会就业率统计一样,因为农村太多人失业,所以我们统计失业率的时候,就把农民砍掉。哇哇,我们失业率比发达国家都低。说到数据,我突然又想起个事情。记得前段时间 ,大家疯骂物价大涨,房子大涨,专家们拿出数据来了,说我们的CPI其实不高。现在猪肉大涨,粮食蔬菜大涨,CPI大升,专家又来了说:CPI升高,其实对居民生活影响不大。因为食物价格影响CPI权重很高,其实现在的居民支出中食物的比重很小。反正专家永远都是乐观的,永远扮演粉饰太平的角色。我只想说这些“专家”要在官场社会中爬上去,也需要创新角度拍马屁,帮上司解围,以求跟骨头啃。

    你也知道,前几天发布,我们平均收入又上涨十多点。所有人都知道大多数人都在拉这个平均数字的后腿。真是辛苦那几个有钱人利用自己在官场如鱼得水,勾结官僚赚大钱。他们几个着实帮穷苦大众拉了不少平均数啊。算算,就算是我实打实的收入上涨10%,上半年,这个城市房价翻一翻,物价疯涨,我想我还是高兴不起来吧。

    最后,建议你看看 黑社会第二部 以和为贵











    point 發表在 痞客邦 留言(2) 人氣()

    獎懲,只能是白費力氣。現實最終會讓我們明白這樣一個道理:作爲上帝意志的反映,歷史本身並不能分辨道德與否,也不會懲惡揚善,它總是建立在權利而非正義的基礎上,讓那些攫取了高位的當權者隨心所欲地分享勝利,縂的來看,歷史似乎常常給那些惡人以支持。



    選自在某本書,Violence Dispose of Conscience 暴力消滅良知 可能是 異端的權利 中的一節













    -----

    point 發表在 痞客邦 留言(0) 人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