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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说目前中国还有31名记者在牢狱中...COPY了南方周末这个游刃有余游走在媒体管制下中国的媒体的报道...此报道相比BBC那个说此记者是新华社的报道要准确和负责得多...外国媒体报道是否定,激列的,周末是建设性和理性的..另外copy 副局长被羁押923天的背后 此文同样说明了些许地方的老问题. 把这文也COPY来 图是南方周末2001年1月11日的报道....



　□本报记者　马昌博

　　

　　脱下囚服的时候，高勤荣多少有些迫不及待。他甚至没等到回监号而是直接在监狱的教学楼里换上了要在“外面”穿的衣服。

　　8年来，高勤荣第一次穿上“正常人”的衣服。

　　监狱里的东西随后都上交，包括饭盒和囚服，被子也送给了狱友。

　　他开始向外走，一道铁门，两道铁门。楼里的狱友大声地打招呼送别，激动的高勤荣说不出话来，只是不停作揖。“当时就想，终于可以见天日了。”12月12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高勤荣说。

　　8年的牢狱时光对一个曾经的新闻记者究竟意味着什么？已经46岁的高勤荣无法回答，他只是说，走出牢门的时候，自己体会最深的是自由的价值，“出狱了好，想什么时候睡觉都可以”。

　　此前的1998年5月，这个原《山西青年报》的记者曾率先揭露运城地区耗费2.85亿元大搞假渗灌工程。当年5月27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内部版刊登了高勤荣采写的“山西运城搞假渗灌浪费巨额资金”一文，随后，各路媒体包括本报的跟进使得这一问题大白于天下。

　　一年后的1999年5月4日，高勤荣被运城地方法院以“受贿罪、介绍卖淫罪、诈骗罪”，判刑13年，关押进晋中监狱。

　　一晃8年。

　　12月7日上午，高勤荣照常来到晋中监狱的教学楼，校对自己为监狱报纸新写的两篇文章。自从入狱后，这个曾经的记者一直负责这份监狱小报的编辑工作。

　　之前，高已经有过两次减刑，按惯例，他知道自己即将出狱。但没有人告诉他确切时间。曾为他采访假渗灌提供线索的原运城地区行署驻北京联络处副主任高满强后来也被法院判了7年。2003年4月18号，刑满释放的高满强刚出监狱门口，就被三个歹徒用铁棍暴打致残，狱警出来阻拦，也被打伤。

　　鉴于这种情况，监狱没有提前通知高勤荣出狱时间，直到12月7日中午。

　　

　　高兴，沉重，悲愤

　　记者：能描述一下出狱时的情况吗？

　　高勤荣：副监狱长跟我说法院的裁定已经下来了，问现在走还是明天早上我们悄悄把你送走。我说现在就走。

　　记者：当时心情如何？

　　高勤荣：高兴，沉重，悲愤。高兴是马上要见到妻子和女儿；沉重是因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好多媒体都为我鸣不平，但是到现在没有结果；悲愤是因为高满强被打的案子至今未破。

　　记者：高满强跟你在一个监狱？

　　高勤荣：一个监狱，刚出狱门就被打残了，昏迷48天。前几年出狱的一些狱友跟我说，要我出狱时一定告诉他们，有的还说给我准备好钢盔和防弹衣了。因为怕再出现高满强的事件，监狱派车把我送走的。

　　记者：出监狱门口的时候什么感觉？高勤荣：长出了一口气。记者：出狱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高勤荣：给我爱人打了电话，告诉她我出来了。

　　记者：爱人当时怎么反应？

　　高勤荣：很平静，人都麻木了。

　　记者：回家的路上你在想什么？

　　高勤荣：看外边的世界，过去的围墙都变成商店了，去太原当地派出所办交接的时候，连派出所的门都找不到了，之前我是去这个派出所采访过好几次的，甚至后来我都找不到家门。

　　记者：当天晚上家人在一起吃饭了吗？

　　高勤荣：没有，我是两天后才看到孩子，我走的时候她8岁，现在都16岁了，我抱着她问想不想爸爸，孩子一边点头一边流泪。

　　记者：在监狱里八年时间内，你见过家人有多少次？

　　高勤荣：监狱规定一个月一次，刚开始我爱人非常着急，每次见面以后就哭。

　　2000年我给孩子打了一个电话，孩子正好接了电话。我爱人不愿意对女儿说我进了监狱了，说我出国了，所以这8年我女儿一直不知道我在这里。我说你想不想爸爸，她说想，孩子就说了一句就哭了，孩子一哭我也说不上话了，结果爱人也哭孩子也哭。

　　我就感觉到欠家里的情太多了，特别是我回来以后，看到爱人复印了那么多材料，还有去北京的日程表，我当时真想跪下对爱人说对不起。

　　

　　8年监狱生活

　　记者：你之前曾揭露运城假渗灌，当时的具体情况是什么样的？

　　高勤荣：1997年底，我到运城去采访，在火车上听说了假渗灌的事，假到什么程度，有些池子对着公路这边就是半个弧，另外一边是空的。

　　记者：报道出来之后有什么样的反应？

　　高勤荣：《人民日报》是1998年5月27号公开发了这篇文章。1998年10月16日中央电视台也播了假渗灌的事情，当时我高兴得简直没法形容，到12月份我就又去了北京。12月4号那一天下午，我接到熟人的电话让我到北京的粤秀大酒店。我敲门没人，这时候电梯门开了，下来三个人把我带走了。

　　记者：进了监狱后的情况能说一下吗？

　　高勤荣：先在集训队集训了几个月，过了年以后把我安排到监狱小报。2002年华北、东北监狱系统评报，我还给它拿回两个一等奖。

　　记者：当时已经安心下来要服刑了？

　　高勤荣：一开始一夜一夜睡不着觉。后来想既来之则安之，因为我和监狱没有恩怨，一方面办好这个报纸，一方面继续我的申诉。

　　记者：在这8年中，你了解外面的事情吗？

　　高勤荣：监狱有很多报纸，还有电视可以看，我看到2001年3月份有全国政协委员为我联名呼吁，当时很激动。2003年，山西有一个全国人大代表韩妈妈，2003年她找到最高人民法院的领导哭着说我的事情。冰心的女儿吴青也给我爱人来了信，说一定要坚持。

　　记者：在监狱里最让你难受的是什么？

　　高勤荣：心情压抑，别人进来参观的时候那种眼神对你都是人格的侮辱，比较苦闷，身体就垮下来了，一着急手就哆嗦。

　　记者：你曾经在监狱里碰到过高满强吗？

　　高勤荣：我们经常在一块，他的罪名是招摇撞骗和私刻公章，不过高满强前两天给我来电话说已经给平反了，给他赔了60多万。高满强出狱被打以后，有记者找到高满强的父亲，他父亲一边哭着一边说，是高满强自己修房摔下来，后来我爱人做他的工作，说这是律师，不要怕，80岁的老头才把这个事情说了出来。

　　记者：高满强埋怨过你吗？

　　高勤荣：没有，在监狱里见了我就是哭。

　　记者：在监狱里干警和狱友对你的态度如何？

　　高勤荣：无论民警也好，服刑人员也好，都有一些怜悯之心。比如当时监狱的一个政委跟我谈话，说我们也通过媒体了解了你的情况。

　　记者：当时家里的生活状况怎么样？

　　高勤荣：我爱人工资就七八百块钱，又要抚养孩子，工资根本不够，就是我爱人的娘家资助一点，后来社会上也资助了一些。

　　记者：在服刑的8年中，你思考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高勤荣：我思考最多的也就是我做得最多的，这8年的生活给了我一个看书的机会。

　　记者：主要看什么书？

　　高勤荣：历史方面的，还有新闻业务方面的。

　　记者：你在监狱里还看新闻业务书吗？

　　高勤荣：看，因为要办监狱报纸，还有一些过去的名著，还有《法律与权利》、《人文精神》系列读本这些书。

　　记者：你说曾写过一封遗书，那封遗书是什么时候写的？

　　高勤荣：在出狱前写的，我怕自己出狱后有危险。我在遗书里说，我是个孤儿，养父养母均已去世，现在我是家徒四壁，妻离子散，故不存在财产分割，我赤身而来，净身而去，毫无遗憾。

　　

　　不能再当记者了

　　记者：现在回头看，你怎么想？

　　高勤荣：我可以这样给你回答，我也一直是这么想的，我认为作为一个记者，就要为人民呼吁，当初如果不写这篇文章的话，也许没有这个事情，但每个人都是唯唯诺诺，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希望？所以腐败必须揭露。

　　当然，这样的揭露风险太大了，如果没有制度，新闻监督只能是一句空话，永远是脆弱的。

　　记者：你后悔过吗？

　　高勤荣：我确实没有后悔，但是没办法。这就是命，你想逃脱这个事情不可能。但是这8年过来了，好在我还活着。

　　我这几天就是写写感谢信，再就是要把我这个遭遇写成一本书，已经写了五万字的报告文学，然后再加工写一个长篇。再想把监狱的生活写一个电影剧本，我也曾经想过再去做记者。

　　记者：按照规定，曾经服刑的人员是不能再当记者的。

　　高勤荣：是的，要想再当记者只能是等到平反。

　　记者：还有其它的具体打算吗？

　　高勤荣：监狱里面好多经济犯罪的，他们给我提供了一些建议，有的朋友给我专利，让我去考虑，前期投资比较少的，有个一万来块钱就能转动起来。

　　记者：现在有一种疲惫的感觉吗？

　　高勤荣：我在申诉上是意志坚定的，我不能白白地坐这8年。现在发愁的是家庭的经济，毕竟是个男人，总不能让老婆养活自己，这是个实际的问题。

　　记者：出狱这几天是否适应？

　　高勤荣：我在监狱里不断看报纸，曾经还学了电脑，出狱后我感觉这个社会变化太大了，我要先了解这个社会。自由是福，这一点是深深的感觉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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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内两次被判有罪，两次重获自由；923天的牢狱生活后，他需要证明自己清白

　　副局长被羁押923天的背后

　　

　　□特约撰稿　姚忆江

　　

　　吴向明要重新粉刷房子。官复原职一年，他想去一去秽气。原来挂在门前“安居乐业”的匾额被他换了下来，新挂的石匾上写着：“宁静致远”。

　　从1999年开始，身为山西河津市公安局副局长的吴向明两次被抓，并被河津市人民法院分别判决有罪。前后两次，他总共在看守所呆了923天，运城市中级法院的两次终审判决让其重获自由。

　　在河津市委办公楼里，市政法委书记张有荣对本报记者摆了摆手说：“这不是新闻，是政治事件，你们管不了。”

　　

　　4万元与373天

　　吴向明1982年毕业于山西省警察学校，多年来一直在河津从事公安工作，从基层干起，官至河津市公安局副局长。

　　1999年6月15日，检察院将吴向明从办公室带走。6月17日，以涉嫌贪污为名将其刑拘。

　　河津市检察院指控其担任公安局副局长期间，借负责公安局巡警队设卡值勤的机会，将11.4万元劳务费据为己有；在担任清涧派出所所长期间，将清涧镇政府的5万元经费据为己有，两项共计贪污16.4万元。

　　2000年6月，河津市人民法院认定，吴向明担任清涧派出所所长期间，侵吞公款4万元。其余12.4万元“贪污款”因证据不足，不予认定。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吴向明上诉。同年12月，运城市中级法院在开庭审理时查明：案件侦查期间，侦查人员和内勤原明星一同到清涧派出所调取清理有关财务手续时，发现了由永安村杨水龙写的一张欠条：“暂欠(吴)向明现金肆万元整杨水龙93.3.2。”杨水龙和原明星都当庭证明，杨水龙因永安村打井，从清涧派出所借了4万元，考虑到吴向明是永安村人，为以后好要钱，原明星就让杨水龙写成欠吴向明4万元。

　　这份1999年8月就发现的欠条，本来可以作为证明吴向明无罪的重要物证，为何一审没有出示？

　　运城市中级法院认定，一审法院在清涧派出所账目底数不清、4万元公款被侵吞情况不明情况下，认定吴贪污4万元证据不足，判决吴向明无罪。

　　吴向明在看守所里度过了一年零八天。他在看守所里等来了澳门回归，度过了千禧年。那年冬天特别冷，手被冻坏了。

　　

　　羁押并未结束

　　被释放后，两年时间里，吴向明带着无罪判决书，多次找市里有关领导，请求恢复工作和职务。屡屡无功而返，本就脾气火爆的吴向明终于爆发了，他和当时的主要领导发生了激烈争吵。

　　2002年7月20日，吴向明因涉嫌赌博被刑拘。后因赌博罪不成立，被批捕时改为涉嫌妨害作证。

　　2002年8月7日，河津市在龙门广场上召开万人公捕公判大会，扬声器里的声音响亮：“吴向明等人在其贪污一案审理中的妨害作证案水落石出”，“有人说我不懂法，他懂法，我这个不懂法的给懂法的人剃光了头发”。广场上的人们翘首观望，议论纷纷。广场离吴家仅300米，儿子看到了昔日英气勃勃的父亲被剃成光头，反绑双手，慌忙跑开了。

　　一个月后，市里召开的一次庆功表彰会上，声音同样响亮：“吴向明等人的犯罪事实如此明显，结果却出人意料地逃脱了法律的制裁，为什么这些违法犯罪分子还有恃无恐地向党和政府大肆反攻倒算，要求‘平反昭雪’……”

　　河津市司法局的一位干部向本报记者透露：“当时公开宣判是政治需要，想通过抓吴向明来震慑某些人，因为当时人事变动，有人想找主要领导的麻烦。”

　　吴向明隐隐觉得，他在执法中“难免得罪了人，违背了个别人的意愿和利益”。

　　2003年1月28日，河津市法院以贪污罪判处吴向明有期徒刑十年。法院认定吴向明侵吞清涧派出所公款4万元，同时认定了2000年未予确认的指控：其借负责公安局巡警队设卡值勤的机会，将10万元劳务费据为己有……

　　审案过程中，有人悄悄授意涉案的其他当事人：“把责任都推到吴向明身上。”并要求办案人员增加罪名和刑期。

　　18天后，吴向明拿到了一份与公开宣判内容完全不同的判决书，这份修改过的判决书，另加了罪名和刑期———认定吴向明构成贪污罪，刑期从十年加到了十二年；认定吴向构成妨害作证罪，刑期一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零六个月。

　　2003年7月，这份经过修改的判决书被运城中院裁定撤销。10月，河津市法院经过重审，又维持了原判。

　　2004年4月19日，运城市中级法院再次作出终审判决，认为原判认定吴向明犯贪污罪、妨害作证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判吴向明无罪。

　　这期间，吴向明已被辗转运城、侯马、河津等地看守所，共羁押550天。

　　

　　“奉陪到底”与“还我清白”

　　2005年7月，河津市委恢复了吴向明市公安局副局长职务。

　　2006年8月25日，已官复原职的吴向明向运城市中级法院提请国家赔偿。他说：“我的精神支柱就是心里踏实，我要的是公正，6年来，我的人权和名誉权受到了严重损害。”

　　“两次错捕错判，尤其被剃光头、挂上纸牌、捆绑至万人大会上糟践，使我受到极大欺辱和摧残，让我家庭和亲人遭受极大的痛苦，孩子学习被荒废，年迈的母亲眼睛几乎哭瞎，人的一生有几个6年？6年对于一个家庭是何等漫长！我一个幸福安康的家庭被完全破坏了。”吴向明在赔偿申请书上写道。

　　他的赔偿申请，令事件再起波澜。

　　河津市政法委交给本报记者一份报告，这份报告称，河津市政法委已向运城中院反映，不能接受运城中院审判，要求对吴向明进行再核查、再追诉。而蹊跷的是，在此之前，河津市和运城市两级检察院都没有提出抗诉。

　　河津市政法委书记张有荣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个案子很复杂，吴向明提出赔偿是对公检法的挑衅，我们奉陪到底。”当年他是给吴向明复职的主要成员。

　　事件被媒体披露后，吴向明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他婉言谢绝了很多记者的采访要求：“我和家人已经伤痕累累，我们只想平平安安地过日子，我不能让家人再受到伤害。”

　　想起当年的境况，吴向明的妻子陈惠珍忍不住掩面而泣：“我经常受到监视，遭人冷眼。吴向明6年没有工资，我一个人980元，养着两个孩子。孩子在学校，许多人对他指指点点，有人说，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培养不出什么好苗子，孩子的心灵受到创伤。那些日子的痛苦，别人是无法理解的。”

　　据记者了解，运城市中院今年9月曾召开听证会，讨论吴向明赔偿要求。如果赔偿请求得到批准，按照国家赔偿法规定，河津市法院和检察院将分担赔偿费用。

　　6年间，河津市已经换了三任市委书记，三任公安局长，两任检察长、法院院长。而吴向明的想法很单纯：“我要还个清白，哪怕只赔一分钱。”